黄乐群：科学企业家二次创业|写意人物

经过去年史无前例的中国药审制度改革，未来三到五年，是健康产业发展的春天。我也呼吁海归要回来就赶快回来，错过这五年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是导向支持有技术、有品种的人才和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不断出来，谁掌握了政策谁就抓住了机会。

——黄乐群博士

黄乐群博士

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 后被美国依阿华州大学化学系录取，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出国研究生； 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被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拜耳医药美国研究中心聘为药物研究技术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成为第一位进入该中心的华裔；2005年辞去在拜耳公司的高管职位回国，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任期三年）兼药物化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同年创办东英（江苏）药业有限公司；2013年东英（江苏）药业被上海医药集团以7.78亿估值收购，公司核心产品麻醉肌松药注射用苯磺顺阿曲库铵填补了上海医药集团在麻醉肌松产品线方面的空白。同年创办江苏嘉逸医药有限公司，重点关注高端仿制药领域。力争在5-10年内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端仿制药企业。

趟路

黄乐群博士早已过不惑之年，江苏嘉逸医药是他创办的第二家企业。

早上6点，黄乐群会晨跑一个小时，再到办公室听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基本每天如此。

一致性评价，一个品种光做BE试验就不少于五百万。嘉逸医药已经有四个品种进入BE阶段，这么看，江苏走在全国的前头，嘉逸医药已经走在江苏的前头。2016年，嘉逸医药已投入数千万元进行生物等效的研究及临床基地的共建。然而，“一致性评价不过，产品就死掉，这种投入只是解决企业生存下去的问题，按一致性评价的高要求做好新品种的生效等效研究，并且持续发展才是方向。”黄乐群判断，高端仿制药（me too）和新剂型创新药（me better）在当前中国是最有前途的，其中剂型创新比改变结构的创新成功机率大得多，也解决了病人的实际问题。因此，me too和me better是嘉逸医药发展的重要路径。还有一条路径则是原创药（me new），包括全球都没有上市或全新靶点药物，“在中国已初步具备的创新药开发大平台下合作奋进。”黄乐群充满信心。

大手笔投入做时下最热门的BE临床研究，创办三年多，嘉逸医药已经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目前已获得二十多个临床批件，黄乐群希望它们都能上市。在中国药政改革大潮之下，黄乐群说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意承担风险，“我就是觉得一定要走在前面。”他称之为“趟路”。

“趟路”是黄乐群这一生都在做的事。

黄乐群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第一批去美国留学读博士，第一批拿到美国杰出人才绿卡，也是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这些经历给了黄乐群一种观念，趟路虽然艰辛，但跟在人家后面走，永远不会有机遇，况且他享受过趟路成功的喜悦。

“我认为，嘉逸医药将来比东英药业要高一个档次。”东英药业是黄乐群十年前回国创办的第一家成功企业。

五十则归

1991年，黄乐群进入拜耳美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2005年他离开拜耳回国时，职位已是首席科学家——跨国药企科研职位的最高级別。回国前的几年，黄乐群为了讲学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母校南京大学设立了药物化学研究所，请他回来当所长，但习惯了美国优越的环境，黄乐群迟迟不能下定决心，直到2004年，南京大学校领导与黄乐群的一次促膝长谈中，“我们给不了你美国的高收入，但可以给予你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机制。”这番话打动了黄乐群，中国变了，正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黄乐群在南京大学的召唤下，回到中国，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后担任南京大学的校董，投身教育并着手创办东英药业。

黄乐群初次创业选择的商业模式是首仿，仿制在中国没有国产药上市的进口药，满足中国老百姓能用得起低价好药的需求。“就品种的选择上，一些海归会做一类新药，我当时判断中国并不具备做一类新药的大环境，因此我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仿制药。”东英药业两个拳头产品：一个是注射用麻醉药，改变了原研药必须冷藏的运输条件，而且不需经过肝肾代谢，无副作用，成本为进口药的15%，这个化学品种2016年销售过20亿；另一个是独家品种降血压药培哚普利，比常规药物少了80%的服药量，至今东英药业垄断着培哚普利的原料药和制剂。

2013年，上海医药集团以7亿多人民币收购东英药业大部分股权进行战略重组，黄乐群继续任董事长，统筹公司研究及发展战略。有了上药集团销售团队的加入，东英药业的销售额翻倍增长。

“科学家在中国做药企尤其艰难，新药开发还好，碰到GMP就是挑战，因为那一套跟新药的研究思路完全不同，更何况还要面对销售这种完全不擅长的东西，里面的艰难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五十岁开始创业的黄乐群，在将产品从研发到上市，最终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辛和乐趣。

二十年后中国出现一个辉瑞

“目前政策有不明朗的地方，但国家药监局态度还是进步的。举个例子，在中国，进口的参比制剂不能合法地买到，他们就出台一次性进口新政策。大家没有经验，都在努力，这也是趟路。”黄乐群认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表明了国家的决心，同时，对相对较为严谨和规范的研发型企业也是极大的利好，“我们过去做一种药要跟一百家企业竞争，无论下一分功夫和下十分功夫的，只要批文下来，几十家都享受一样的权益，免不了有浑水摸鱼的。现在，过不了关的都淘汰了，下十分功夫就会得到十分的回报。所以，以前是销售为王，将来是品种为王。”

政策鼓励创新，企业也越来越具备国际化眼光，纷纷到国外去试点或者引进人才。像恒瑞这样的研发型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在创新上，看好医药行业的投资基金也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是中国从仿制药向创新药格局转变的有利条件。黄乐群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创新为主，但从现在开始，要达到欧美的新药研发水平，可能需要二十年。“创新药一定是辉瑞这个级别的大药厂做出来的，它们投入10多亿美元开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药，市场取得利润后再投入开发下一个新药，企业不到这个体量是无法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的。”黄乐群说，“全中国药企加起来相当于欧美一个大药厂的体量，这是差距，但中国在二十年后可能会出现一个辉瑞。”

研发创新药难在哪里？在黄乐群看来，找化合物不难，投资也不算大，但找到化合物后真正的投入才开始，也就是说，所谓的“欧美一个新药10多亿美元”的投资都在临床试验上，并且，不是对所有化合物的开发都会成功，如果开发5个化合物有3个是失败的，平均下来一个药也要耗费几十亿美元。“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到研究所和高校，像做原子弹一样，这种‘举国体制’只能找到一些新药苗子而已。中国的企业也没有办法投几十个亿在一个药上。”黄乐群认为，除了钱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有的董事长突发奇想要建研究院，在海外找了几十个海归回来，过两年反悔了，又全部赶走。有这样的决策人企业怎么能做成新药？有国际视角的领导者再加上足够大体量的企业才能成为‘辉瑞’。”

“尽管中国的大环境还没有为创新药提供成熟的土壤。但做出真正的创新药是所有制药人的梦想，这个过程中会有无数人失败，但是，中国终究要做创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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